中国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中国传统科学，也是人类多元科学中的一元。中医学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的中国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做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唯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唯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客观上，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整体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与局部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相互联结得十分融洽，十分畅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人认识过程中的互斥性，所以人不能同时准确观察这两个方面，于是也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联结。又由于它们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认识上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的原因。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程度的不完整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临床实践上，无疑都有重要意义。要清醒的是，所能找到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决不能将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完全沟通。
中国的观物取象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现象之间更重视功能现象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而在存在形式上，形体偏重空间，功能现象则偏重时间。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意思是，昼为阳，夜为阴；日照为阳，背日为阴。《内经》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表明阴阳是一种性态表现。《素问》有一篇重要论文《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指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五行也如是。阴阳和五行都是“象”不是“体”。
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象科学的要点与中医学
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中医学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象科学的要点
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形体形质，偏向于空间和相对静止，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将世界分成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两个对立部分，将事物之整体归结为其局部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认识方向，总是追寻事物的稳定性、确定性、唯一性，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这样做，有无比优越之处，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系辞上》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是《易传》对“象数之学”的简要说明。“象数之学”就其认识论的意义也就是“象科学”。它强调以自然的时间过程为认识的重心。象科学特殊的认识领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此“自然”不是界域概念，而是状态概念；不可解为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而应解为自然而然，或自其然而然。所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自然”是指不受人为控制和人为设定的，向内外环境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过程。取法自然，也就是要求研究和循顺自然状态的时间规律。因此可以认定，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
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偶然因素的推荡，具有复杂性、至变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并非纯然混乱，没有规律。寻找这种规律正是象科学的使命，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须要明确的是：（1）象规律不能以控制性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2）许多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因为象规律要对随机偶然因素和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个体性做出适当估量，这是数学所不能或暂时不能做到的。（3）象规律无疑具有可重复性，但它的重复性是性质上的重复，而不一定是量的重复。
中医学是象科学
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主要是意象思维的产物。中医学无论在生理病理还是在临床治疗上，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而属于象科学。
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和制导中医学的取向，使其全部内容和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和意象性。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特征。所谓“辨证”之“证”，正是属于“象”的范畴，主要指人身病理变化不同阶段的整体表现，而不具有或仅局部具有空间定位（解剖学）的性质。它所要把握的主要不在于机体的器官实体，而在于人身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身最高层次的功能。其所规定的，正是生命时间过程的机制和机理。它们与日月天时相应，表现为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以时间为主的选择还促使中医学在自然整体观察、开放性实验之外，多采用内省的方法来认识人身和环境，于是发现了“气”。“气”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实在，与空间属性占优势的物质和物理场不同。“气”在生命运动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生命流程和生命感受的承担者和推动者。
“气”为中国古代学术（主要是医学养生）的伟大发现，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正好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实在观。古希腊的原子论仅具有哲学意义，至19世纪道尔顿才提升为科学概念。“气”则从一开始就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科学的实践价值。气的存在在养生和临床的无数案例中得到证实，几千年来气概念一直有效地指导临床和养生。尤其要指出的是，气的各种养生和临床效果，至今不可能用其他形态的物质存在来解释或替代。气，绝不仅存在于人身之中。它“细无内，大无外”，“无不通透”，可以受人的意念调控，与实物性存在对称相容，构成世界的“另一半”。事实上，如果没有气，或者放弃了气概念，也就没有了经络藏象，没有了经络藏象与日月四时的应合关系。那还有什么中医？
中医学研究气，并以气为基础建立藏象经络学说，其途径之一是通过“象”。中医之象主要是指人体作为活的自然整体显露于外和所感受到的功能动态过程，是人体内外相互作用关系的整体反应。象的实质是气，是气的流动。北宋张载：“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象是介乎气和形体之间的存在，一般总是在有形物体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呈现出来。
《周易》和中医学在认识上都以“象”为本位，而中医学所探索的是关于人身生命之“象”的规律。阴阳五行应用于中医学，其内容正是关于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规律。所谓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就是说，必须在人身整体功能和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找到根据，而这些关系又都是通过“象”表现出来。医家正是要依据人身所呈之“象”，来做阴阳状态的判断。我们知道，“象”，也唯有“象”，才是自然状态下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表现。
“象”与“体”的不同决定了中医与西医的不同
因此，中医学主要是以与阴阳有应合关系的“象”为依据，来理解人身构造和生命机理。这与西医学以形体为本位是不同的。以形体为本位，则必须确定对象的体形轮廓，空间位置和物质构成。所以，西医学以解剖学、分子生物学和机体物质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为基础。而象作为气的流动，系活的生命整体的动态机能反应。
对人体物质构成的研究，西医学主要采用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在认识过程中，不得不把生命的丰富性、生动性、整体性舍弃，将复杂多变、充满个性的生命整体还原为简单的构成单元和枯固的一般。因此，西医学像整个西方科学一样，长于把握静态的类别，难于把握动态的个别。它可能精确诊断某一类病，但不能确切了解某一个人的病的特殊性。而意象思维的方法，不做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对切，在认识过程中能够以简驭繁，保存现象的丰富性、完整性，不做任何破坏，使经过辨析而被确认之“象”，囊括关乎患者疾病的全部要素、变量和参数。因此，中医辨证能够把类别和个别、共性和个性、常时和瞬时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全面把握，有可能将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具有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巨大意义。
“象”要比“体”敏感。病邪刚客于身，尚未成病即可见于象。故辨证论治可提前发现病变，找到病因，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而形体性的诊断治疗，一般只看重物质构成方面的变化，然而物质构成发生异常时，则病已成，患已深。
“象”要比“体”丰富。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以形体为本位的医学，难于包容人的社会道德和心理精神层面。而辨证论治，察看人的气象，自然地可把人的精神世界纳入其中。所以，中医学有利于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
过去一直说，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最大特点，当然不错。但如仅说到此，就还不够究竟，因为西医也有它的整体观。要把这个问题理透彻，须知整体有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不同性质。高级、复杂的整体由相对低级、简单的整体按等级结构的方式组合而成。组成复杂整体的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为其下属等级所不具有。高层等级的规律不仅把本层结构统合起来，同时也把其下面的各不同等级结构统合起来。整体的等级越高，它所包含的内部和外部联系越复杂。
经典西医把人看作器官的联合，其人体模型是机械的整体。现代西医注意神经体液调节，并从分子水平观察遗传基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则将人体理解为物理化学的整体。西医整体观的水平不断上升，但至今基本上仍是以还原论和解剖学为基础来理解人的整体。这使西医即使在研究人的生殖、发育和遗传时，也主要是通过解析精卵细胞和遗传分子双螺旋结构体来加以说明，即以空间结构为依据来解释时间的变迁。因此，西医学的人体模型是物理（广义）的整体、实体的整体和以空间为本位（并非不考虑时间）的经过分解的合成整体。
中医理论则与西医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以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自然生存着的整体的人为对象，因而它所把握的是人之生命整体最高层面上的规律。就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内容看，中医学的人身模型是生命的整体、气的整体和以时间为本位（并非不考虑空间）的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整体，因而又是与天地相应而受天地制约的整体。可见西医所把握的人身整体，在层次上要比中医低。就是说，中西两种医学属于人身整体等级结构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规律。
发展中医学的原则
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
中西医不能相互替代，不能相互通约。那么，如何发展中医学？发展中医学的原则为何？
愚以为，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应当看到，中医学实际上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人作为认识主体是亿万年进化的产物，任何人造仪器不能替代，要像传统中医那样，注意研究和开发人（医师）的认识潜能。尤其在研究“气”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心灵的特殊作用。“气”是中医至宝，是一大科研课题。
在认识过程中，人的自然的整体与合成的整体这两个层面尽管不能真正沟通，但是二者紧密相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所以，为了深入认识人的自然整体（现象）层面，发现更多更深刻的规律，应当参照和融会有关人的物质形体方面的知识。为此，要研究和总结在藏象经络理论形成过程中，古代医家是如何利用当时的解剖知识的。依据自然整体与合成整体之间某种程度的盖然的对应关系，我们应当设法消化、改制现代生物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来丰富中医药基础理论。
发展中医学，突破原有的中医学理论，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当前，首先要以今天的话语恢复中医的本来面目，抢救中医遗产，深入讨论和正确理解中医的科学位置、中医与西医的关系，然后再谈基础理论的发展。
中医学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有自己的优势和广阔远景。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其意义绝不限于医学。它的突破和跃升，定将推动整个象科学的复兴。当今，人类认识的重点，正在从静态本体转向自然状态过程，从空间转向时间。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生命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生物进化论、经济学、广义社会学、预测学、风险对策，等等，在这些迫切需要重新建树的领域，数学逻辑方法、控制性实验方法、抽象方法，确定性原则、机械决定论、完全性重复等理念，已显露出巨大的局限性，而采用象科学的方法则有可能奏效。毫无疑问，中国传统象科学及其方法有待提高和发展，必须合理吸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相应成果，但不是通约，更不可唯西方科学传统是从。
（选自《中国医药报》）